新的技术出现，个体和社会都有一个适应、接受、运用的过程。整个社会对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，应当有更高的包容度。

作为中国素无争议的伟大古典小说，《红楼梦》向来是文学、社会和历史研究与传播的重镇。在相当长的时期之内，它仅仅停留在象牙塔之中，而无法向下惠及普罗大众，“下里巴人”。

然而，令人惊异与欣喜的是，从电视时代开始，有许多的学者和作家，都在努力向更加广阔的人群推广，其中包括了包括周思源、刘心武和周岭。他们在电视、广播和网络的平台上广受欢迎。

但它的确是一部令人生畏的巨著，其中所涉及到的古典文化、诗词、历史背景、庞大的人物与场景构建，讲解它远非是一个普通人所能企及的能力。

然而，2024年，一位名为米三汉的知识博主，在抖音上推出了《450分钟深度解读红楼梦》的系列节目。它在平台上，陆续获得了3亿的播放量，甚或远远超过了多数专家学者和作家的普及率。

图/视频截图

米三汉是谁？是谁在看这个节目？为什么，在一个以短视频为主要传播内容的平台上，一个长篇累牍的，涉及古典作品与历史知识的《红楼梦》讲解，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流量？是什么机制导致了这样令人困惑不解的矛盾？

01

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在一次采访中说，短视频平台已经成为了她的学术田野。

她曾经在一些场合中遇见一些同行，对于短视频有着执着的偏见，认为其内容太俗，缺乏深度和养料。

对此，陆晔不能认同。她说，因为短视频平台上的这些人，他们以往并没有机会发声，而今天借助短视频，才得以被看见。而这些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，令这个社会的多元化得以呈现。

陆晔所说的学术田野，可能并不仅仅对于研究内容与传播的新闻学院才有意义。事实上，今天无论研究舆论、商业、社会，甚或政治的人，恐怕都无法轻易脱离开短视频平台所呈现的内容与多元化。因为这是一个真正深入了解庞大人口图景、广阔地域空间与社会生活层面的内容结构。

然而，这样一个深度延伸进入社会的结构，却引来不少争议，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信息茧房。在近年来一些社会发酵的事件中，短视频平台是否存在信息茧房，及其背后的算法逻辑，往往成为争论焦点。

▲复旦大学教授陆晔（左）（图/视频截图）

信息茧房概念是2006年由一位美国的学者所发明，并且在其后风行一时。4月23日，在由三联书店所发起的第七届“新知大会”的一场直播中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董晨宇则认为，这是一个在学术界中富有争议的概念，并且如今并不被学术界所频繁使用。

信息茧房的存在，事实上自古皆有，他说，可以上溯到孟母三迁。信息茧房更像是一种人类的自我保护机制，而非由互联网所刻意构造。

这的确是对于信息茧房的一种新的阐释，并且很大程度上能够廓清信息茧房所形成的内在机制。

从根本上而言，把信息茧房的产生与流布，推诿给算法，其实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素有的寻找替罪羊游戏的一个新的变种。

信息茧房的制造，是一个公共化的社会问题。算法既不是它的原初来源，也并不是它的最大来源。甚或可以说，刻意制造信息茧房由算法生产的印象，是有意无意在模糊化它的形成机制，从而弱化了整体社会的责任和忽略了构建信息茧房的内在逻辑。

02

首先必须要厘清的是，算法的产生机制与功用。

算法的简要历史，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阶段相伴生。互联网初期，是信息巨量爆发与信息的聚合；其后是搜索引擎，开始信息的原始分配机制；再次是社交媒体的出现，信息量几何级增长，多元化声音开始爆发；然后是算法的普及运用与分布式网络的通行，信息以算法的方式进行高效的交流与分配。

算法如今已经深入到互联网的每个角落，成为互联网乃至整个世界生产结构的基础设施，从内容到电商到制造业到今日的人工智能。算法是整个当下社会技术进步与产业繁荣的“生产要素”。

在目前大家的生活中，算法是非常普及的工具和技术方法。早上刚起来你可能要给自己点一份早餐，骑手的运力分配算法就开始工作。午休的时候打开视频网站看看有什么有意思的视频，影视的推荐算法就开始工作为你推荐可能感兴趣的内容。所以算法本身并不是很罕有的东西，广泛地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方方面面中。

今天的整个世界，如果算法突然消失，那么毫不夸张地说，整个世界的生产、服务与制造，都要下跌许多个百分点。

图/图虫创意

陆晔在访谈中也深度谈及算法的功用。现今整个世界与中国，如此巨量信息与产业，缺乏算法的参与，如何能够进行有效的分配与交换。如今的全球市场、知识库、供应链、贸易圈，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算法的高效匹配。

哪怕我们仅仅把算法缩减到内容领域，近些年算法所推导出来的惊人力量，案例也足够震撼人心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、作家迟子建的获奖作品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虽然获得过茅盾奖，却并没有成为畅销书；已故作家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是文学青年的案头书，在网络新时代的影响却不大。但在算法推荐的帮助下，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抖音官方旗舰店，近年来前者的销量已经突破300万册，后者也销售了超过50万册。

在电商直播平台上，是算法帮助那些被深锁在大山之中，远隔在边陲小镇，寂寞于海边渔村的农产品、工艺品和海产品，找到数以十万百万计的消费者。

过去数十年里，寻找失踪人口，因为各种原因而失散的亲人们，在网络寻亲寻人的平台上，因为算法所提供的人、地、物、经历、特征等等线索，成果斐然。根据抖音安全与信任中心所发布的信息，截至2024年12月，抖音寻人项目发布了20万条寻人信息，帮助2.35万个家庭得以团聚，最长失散时间85年，最短寻人60秒达成。最大的年纪101岁，最小仅仅3个月。

没有算法的参与，以上成绩几乎都无可能。

以制造信息茧房污名化算法，最起码是只见其一，不及其余。从根本上说，以此来否定算法，本身是对于技术进步与社会进化的无知与反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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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我们愿意承认，信息茧房并非纯粹算法所致，那么平台会否有动力来制造信息茧房？一种观点可能认为，如果平台塑造一个人的信息茧房，那么用户就会沉迷于平台，平台可以获得流量与相关收益。

但这种观点无法成立。刻意为用户制造信息茧房并不能使平台受益，反而有害。信息越是多元化，来源愈是繁多，对于平台越是有利：因为它可以因为用户浏览种类的繁多，从而获得更多的流量来源与收入来源。董晨宇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：用户的搜索多元化并没有因为刻意制造的信息单一化而减少。

容许我们制造一个概念：用户的信息茧房，往往首先来自于他/她的“思维茧房”。如果一个用户根本性地拒绝多元化的信息来源，你如何能够阻止他给自己套上信息茧房？

“思维茧房”的来源是多样性的，可能是成长背景、教育背景、社交偏好、阅读经历，甚或是人格形成，还有更加重要的一点：社会潜意识。

现今，几乎所有的平台都在努力破除信息茧房：抖音、快手和视频号都各自公开算法，抖音甚至首次公开算法原理，并且开放了抖音安全与信任中心，向用户解释算法的逻辑。

社会也在进行公共的努力，去解释算法的原理。三联书店本月所推动的“三联·新知大会（第七季）”即以“算法的尺度：智能时代的共生法则”为主题，展开了一系列的直播，内容涉及算法的本质、算法与法律、算法与社会及算法与经济，全面探讨算法对于当代社会的影响，以及人如何学会与算法共存。

新的技术出现，个体和社会都有一个适应、接受、运用的过程。历史上从马车到汽车，从人力到机器，都不例外。算法也好，这两年的大模型也好，都免不了争议。有争议不是坏事，个人、公众、社会机构、监管部门，各方观点的碰撞，能够帮助新技术不断调整，更好地服务社会。与此同时，整个社会对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，应当有更高的包容度。

算法本身并不会造就信息茧房，而是使用算法的方法会。平台之所以要公开算法原理，就在于如何让算法更多为善，而非作恶。

04

人类的知识积累过程漫长而缓慢，从最初的口耳相传，印刷业的兴起，电视与广播的普及，却越来越快。短视频平台不过崛起短短数年，现在却已覆盖超过半数的人类世界。

无论你以何种的心态去对待它，它都已然是遍布全世界的一个坚硬存在，在新型的技术方法与传播形态出现之前，它也会是时间相当长久的产品。

它本身也在不断的变化与演化之中。最初，人们不过以它为纯粹的娱乐，后来开始有了社交功能，接下来又引入了直播与带货，现在人们通过它来增广见闻，学习知识。从内容演化为学习，演化为商业工具，演化为社会功效，演化为生产工具……

以信息茧房这样一个稍显过时的概念，去诋毁与矮化它，或者无视它，忽略它，并不能改变它已然成为社会整体构建的一个重要部分的事实。

它的多元化的确已经超出了单个个体与单个领域所能理解的范畴。它有来自乡村的“下里巴人”所制作的内容，足以感动千万处境相同的人；有来自学术领域中的执牛耳者，却能够吸引万千渴望知识下乡的普通用户；或者它能够将深锁边境的产品走进千家万户，又或者，它能够让一个久被遗忘的优秀作家，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。

这样的公共性，是陆晔所说的学术田野，是一个农村青年得以开阔视野的窗口，也是你我这样的凡俗之人寻找心理慰藉的个人风帆。

畏惧甚或反感这个社会所出现的负面效应，包括信息茧房，都无益于社会善治的提高。从来一个社会的进步，都有赖于社会总体的层面的公共努力：个人信息的多元化与思维模式的更新，平台自我约束与规则的透明化，社会公共治理政策的优化与提升，总体社会信息的公开化与开放性。

简而言之：破除信息茧房是一种社会公共责任，而非单一技术与单一平台的孤独奋斗。

就像陆晔说的那样，每个人都要尽量发声，把自己的观点汇合成算法养料的一个部分。算法会进步，平台会进益，公众会进化，每个人都负有保卫与扩展自我的责任。

每个人都履行好自我的职责，成为算法时代的公共力量，信息茧房就会不攻自破。

个体努力从来都不是无意义的。对自我不负责的个体所陷入的所谓信息茧房的困境，并不值得同情。这是现代个体主义的内在涵义，也是我们突破社会现有困境，唯一可以凭靠的力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