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饮食文化素以食材广泛而闻名遐迩，无论是“天上翱翔的、地上奔跑的、水里游动的”，皆能被巧妙地融入美食之中。从备受喜爱的驴肉火烧，到独具特色的烤蝎子，食材涉猎范围之广泛，着实令人惊叹不已。

然而，猫肉却极少现身于中国人的餐桌之上。即便在那些对肉类情有独钟的广东、广西地区，听闻有人食用猫肉的情况亦是极为罕见。

那么，究竟为何中国人对猫肉如此“不感兴趣”呢？

实际上，在中国并非完全没有人食用猫肉。据《礼记》（成书于公元前 5 世纪）记载，古代存在将“狸肉”用于烹饪的习俗，这里所提及的“狸”，或许涵盖了野猫或者类似的小型猫科动物。汉代的《急就篇》同样提到“狸”可作为食物。但这些记载大多针对的是野生动物，并且其烹饪方式与兔肉类似，却鲜见家猫被用于做菜的记录。

发展至唐宋时期，猫在饮食方面逐渐从“可食用”转变为“不可食用”。在《本草纲目》（1596 年成书）中，虽记载猫肉“性温，可用于治疗痨病”，但同时也明确指出“人罕食之”，这表明当时食用猫肉的现象已然不太常见。

究竟是哪些因素致使猫肉未能成为主流食材呢？

其一，猫的肉质欠佳。猫作为小型食肉动物，其肌肉纤维纤细且坚韧，脂肪含量稀少，口感相较于猪、牛、羊肉，相差甚远。《齐民要术》（成书于 6 世纪）中就曾提及，像猪、羊这样的家畜更适宜大规模养殖，它们不仅产肉量多，味道也更为鲜美，而猫肉“腥气浓重”，在烹饪价值上较低。

猫在中国饮食中“缺席”，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所扮演的文化角色密切相关。早在新石器时代（约 7000 年前），中国北方地区就已发现家猫化石，这充分证明猫很早就被驯化为捕鼠的得力助手。《诗经·大雅》中有“有猫有虎”的描述，猫被视作守护粮食的“卫士”。唐代的《酉阳杂俎》记载，宫廷之中养猫用以防鼠，甚至还赐予猫“玉环”“白雪”等美名，其地位宛如宠物中的贵族。

宋代之后，猫的“神圣性”进一步得到提升。在民间传说里，猫具有辟邪的能力。俗语“猫来穷，狗来富”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猫的经济价值，却赋予了它一种灵性。虽然《山海经》中并没有猫的神话形象，但诸如“狸力”之类的神兽常常与猫产生联系，从而强化了猫的超自然形象，使得吃猫肉被认为是“不吉利”的行为，进而被排除在食材范畴之外。

猫逐渐宠物化，这是其不被食用的关键因素。唐宋时期，文人墨客常常以猫为题材进行诗歌创作与绘画，例如白居易所写的“猫捕鼠，鼠潜逃”，生动地描绘出猫的灵动姿态。到了明清时期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，猫从农村的捕鼠工具逐渐转变为城市家庭的亲密伴侣。2023 年发布的中国宠物经济报告显示，猫已然超越狗，成为最受大众喜爱的宠物，养猫家庭数量多达 6500 万，猫粮市场规模更是超过 500 亿元。猫被人们亲昵地称作“主子”“毛孩子”，这种深厚的情感纽带，使得食用猫肉在心理层面变得“难以接受”。

2020 年，深圳率先通过立法禁止食用猫狗肉，违反者将面临最高 2 万元的罚款。广西玉林的“狗肉节”尽管曾引发诸多争议，但猫肉从未在其中占据主要地位，这也显示出猫肉在社会上的接受度更低。2024 年，中国农业农村部发布《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》，明确将猫狗排除在食用畜禽范围之外，这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强化了“禁食”的社会共识。

古代同样存在类似的伦理约束。《礼记·月令》倡导“勿食胎卵”，这体现了古人对生命的尊重。食用猫肉被视为一种“残忍”的行为，类似于古代忌讳食用马肉。

尽管在全国范围内，食用猫肉的现象极为罕见，但在一些特定地区，例如广东、广西的部分乡村，过去曾流传着“猫煲”或者“龙虎斗”（将猫肉与蛇肉一同炖煮）这样的食谱。据《岭南杂记》（清代著作）记载，广东少数人会食用野猫以达到治病的目的，但这种情况仅限于较为偏远的地区，并且大多作为药膳，而非日常饮食中的常见菜肴。

相较之下，狗肉在部分地区（如广西玉林）仍存在一定的消费现象，但由于宠物文化的兴起以及法规的压力，其消费量也在逐渐减少。而猫肉的“稀有”程度远远超过狗肉，这充分反映出猫在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。

综上所述，中国人虽素有“啥都吃”的印象，但却少见食用猫肉的情况，其原因主要包括猫的肉质不理想、在文化中具有神圣地位、人与猫之间情感纽带的不断强化，以及法律和伦理方面的约束。